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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不辍弦歌
点击次数: 作者: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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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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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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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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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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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陋图书馆里刻苦学习的联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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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联大文学院部分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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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给学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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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烈士公祭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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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云南师大校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来源: 中国教育报 2015年7月7日6版7版

  引言: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块普通的石碑,静静立于校园一隅。

  石碑正面,记下一所仅仅8年的大学的历史。碑阴,刻着832个名字。

  这块石碑,名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832个名字背后,是该校抗战以来从军的832名学生。

  石碑立于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内。另外3块内容一样的石碑,分立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每逢“五四”这样的节日,碑前总会铺上束束鲜花。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1938年,三校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胜利关闭”,三校各自北归复校。

  风雨如晦。在时空的纪年中,8年实在太短太微不足道,但对西南联大,足以凝结最久远的风神。

  在战争风云之下,民族存亡之际,它临时拼凑而成,条件恶劣,衣食不充,加之日寇轰炸,师生要冒着生命危险上课。但他们赓续文化,弦歌不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闻一多、华罗庚、费孝通、吴宓、陈省身、曾昭抡、杨振宁、李政道等曾在这里从教和学习。在这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如今,70多年过去,渐行渐远的西南联大已然成为传奇。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西南联大的传奇?让我们因循历史的细节和那些动人的故事,还原这段中国教育史上的不可磨灭的时光。

  中国所有大学都是抗日基地

  夏日的清华园,秀美静谧。

  虽已放暑假,但两百多名刚毕业的清华学生,有的在规划职业生涯,有的在为考研究所或出国留学紧张忙碌着。学校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在北平西郊的西苑营房军训。

  深夜,西边隐隐传来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平静。

  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抗战,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日寇占领北平后,大学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园成了日军饲养军马的地方,图书、仪器、标本被洗劫一空;北京大学红楼,成了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

  7月29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校园被焚毁。日军指挥官在记者会上宣布:“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南开的创办者、校长张伯苓,得知自己一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后,静默地坐了一会儿,大义凛然地说:“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

  这三校中,北大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学堂,在校长梅贻琦领导下,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理工科教研机构。而南开大学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当时最优秀的私立大学。

  随着清华、北大被占领,南开化为残垣,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

  国民政府教育部立即召集三校,决定将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在长沙成立一所临时大学。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南迁,并非当时特有现象。随着日寇侵略的脚步逐渐延至华北、华东,一所又一所大学南迁,至1941年初,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有77所南迁。

  湘江之滨的临时大学

  1937年8月28日,国民党当局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勘定校址,确定院系设置及组织机构、经费分配等事宜。

  此时,从北平、天津撤退出来的三校师生,通过各种途径,辗转集中到长沙复课。这些师生中,有的是徒步到长沙,有的甚至沿路乞讨,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从学校偷运出的部分仪器、资料,闯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

  最终到校的三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超过总人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战时特殊情况下的218名借读学生。

  在各方努力下,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市韭菜园圣经学院正式复课。这一天,学校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是这一天,日军的飞机第一次光临长沙上空,似乎在向这所在困厄中重生的大学示威。

  经过几个月颠沛流离甚至九死一生的中国学子,终于在湘江之滨、岳麓山下,找到了一块能暂时放下书桌的地方,琅琅书声又重新响起。此时,拥挤的教室,摇晃的危楼,已经没有人再计较。

  如前所述,三所大学的文化背景、师生都各有特质,如何在战火中将三校“整合”在一起,成为临时校务委员会的一大难题。

  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由于种种原因,长沙临时大学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在了梅贻琦身上——一位低调而高效的管理者。他主持秘书、教务和总务工作,负责校舍建设,还领导各种专门机构。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共十七个系。同时,三校保留了各自的标记和顾问制度、毕业要求以及非正式的行政组织。

  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体并不在长沙。圣经学院只能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教学。理学院大部分是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文学院则前往南岳衡山的衡山书院。工学院因没有实验器材,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除土木工程系外,学校只得将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班转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院寄读;化学工程系转送重庆大学寄读;电机工程系与湖南大学共同开课。

  临大的办学经费十分紧张,大约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教授的工资只有战前的70%左右,勉力能维持生计。尤其对于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长沙的学生来说,他们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几乎一贫如洗。临大象征性地收取每人10元钱的学费,并给280名特别贫困的学生发放了15元到25元不等的补助金。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而老师也缺乏资料,不得不凭借记忆开展教学。

  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许多教授依然笔耕不辍,这一时期,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论道》问世,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已经杀青。

  校园里掀起从军热

  战场上的局势,依旧一天天地恶化。前线的坏消息,不断传到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11月11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占,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被无辜杀戮!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长沙第二天,临大校园里掀起了学生从军热潮。300多名临大学子,满怀悲愤,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战场。

  紧接着,12月底,杭州、济南相继沦陷。国民党当局决定,迁都重庆,并策划在距离长沙仅300公里的武汉举行大会战。于是,临时大学西迁,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再次迁校并不能为每一个临大学子所接受。一场关于“民族危机时刻,青年学生该往何处去”的争论,在校内外引发激烈争论。

  在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看来,“百万战士流血过野,他们平日里何尝得着国家的好处?而我们却是平日受国家待遇最优者,每个学生每年国家津贴至少一千元……今日还依恋这辉煌的校舍,能不愧对死者?”

  国难当头,他们的同龄人正冒着硝烟炮火去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而日寇距长沙还有千里之遥,自己就忙着去西迁“逃命”,对不起前线流血的将士,对不起投笔从戎的同窗,更对不起被日寇屠杀的同胞。越来越多的爱国学子,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

  校方和广大教师支持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考虑战时要求,尽量调整教育方案,引领学生进入部队,并在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但学校更认为,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日后中国建设需要专业人才,所以不能让大批的大学生上前线。梅贻琦说:“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难道这不比打仗更艰巨吗?”

  这些话打消了学生心中的困惑,坚定了他们刻苦学习、以知识报国的决心。最终,820名学生决定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还有600多名学生,或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学其他学校,或返回家乡。

  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联大学子投笔从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列名者832人,实际上远不止此数。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离校学生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名学生中就有14人为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

  由于史料阙如,很难找到关于联大学生兵抗战一线参加战斗的事例,但有两个细节值得一书:

  身为联大的决策性人物,梅贻琦先后把在联大就读的一儿一女送入了军队,分别加入中国抗日远征军和空军;

  参加抗日远征军在缅北作战的联大学生兵中,走出一位中科院院士——被称为“世界光导纤维之父”的黄宏嘉。

  在战争时期,大学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同样是民族自由、独立、抵抗外侮的重要阵地。中国人民不会亡国,中国的大学也不会终止。无论是投笔从戎走上抗战前线,还是在校园继续刻苦学习,都是一种爱国,都是一种与民族紧密相连的抗战。

  联大的“长征”

  长沙临大的学生从长沙到云南,复课转移的路线有三条:

  一条是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坐轮船到越南海防港,再乘火车入滇;一条是由长沙乘火车到桂林,再乘汽车进入越南,再乘火车到云南;第三条最为艰苦——挑选部分师生,从长沙徒步到昆明。

  很多学生主动要求徒步到昆明。在他们看来,旅途中不但可以“了解今日之中国”,还可以向世人昭示,“这群为保存中国文化遗产而艰难跋涉的人,是否应该被称为‘懦夫’和‘叛徒’!”

  最终,200多名男同学和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4位教授以及吴征镒等6名中青年教师,还有4名军事教官,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他们将跋涉1500多公里,跨越三省,翻越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

  旅行团成员一律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每人出发前,发给黄色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以及一点生活必需品。

  在旅行团学生的日记中,开始的旅行,充满诗情画意:“春风吹拂,碧野飘浪……若无此次旅行,何能知祖国伟大。”然而,他们很快就见识了意料之外的困难。

  天气恶劣,经常是淅沥的雨水,绝大多数师生脚上都长满了水泡。他们很快就成了“草鞋专家”:一次买三双草鞋,脚上穿一双,腰带上系两双备用。为了防止草绳磨破脚趾,他们学着农民穿上粗布袜。

  旅行团每天步行三四十公里,每个学生每天靠六毛钱维持生活,其中三毛钱用于吃饭,一毛钱用于给煤油灯添煤油,剩下的零花。住宿的营地很难找,大多是在学校、旧寺庙,有时只能睡在农民的茅棚甚至露宿。

  沿途的农民总是惊讶地注视着这群年轻的“不速之客”——面庞被太阳晒黑,衣冠不整,绑腿和草鞋上沾满泥水。实在难以想象,这些人曾经是白面书生,曾经衣冠整齐,曾经盛装华服漫步在平津街头。

  国难当头,除了少股土匪和兵痞的骚扰,对物质上的艰苦,师生们并不为意,但沿途的见闻,“让这些掉书袋的人,重新认识了中国”。

  在湖南沅陵,当地接受旅行团成员社会调查的数百名农民,几乎没有人为当地的区长、里长和保甲长说好话,因为这伙人大发国难财,趁机横征暴敛。

  在湖南晃县,当地小学生还在学习四书五经,农民家中供牌位的地方,仍写着“皇上万岁”,当师生们告诉他们“皇帝早被我们打倒了”时,农民们仍认真地问:“那现在的皇帝是哪一个?”

  徒步期间,师生们纷纷结合自己的专业,充分利用沿途的风土人情和丰富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社会学系学生调查农村状况,经济系学生根据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编写资料,文学院学生在教授闻一多带领下搜集地方民谣,地质系学生深入调查当地的化石、岩层和矿藏。

  还有一些成员抽空宣传爱国思想。工学院学生借助广播收集消息,尤其是抗战方面的最新情报,以便向沿途百姓宣传战况。还有一部分团员成立话剧团,通过演出唤醒群众。学生们甚至在贵州安南举行了一次游行,庆祝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

  很多学生不管走得多累仍坚持学习,清华大三学生查良铮,带着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上路,一旦记住某页内容就把这页撕下来,到达昆明时,这本词典已经被撕光了。后来,他成为著名诗人、翻译家,笔名穆旦。

  经过68天长途跋涉,1938年4月28日,师生们到达昆明。

  校园里的茅草房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春城昆明正式开课。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在昆明城北,当地政府给联大低价划拨了124亩地建校舍。当时的联大处处都需要钱:全部校舍需要从荒地上重建;租住的校舍需要付租金;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在战火中十有七损,要恢复正常的教学,至少要在短期内添置到原先规模一半以上;还有教师工资、学生的伙食补助……而此时此刻,学校经费奇缺,政府的拨款只有原先三校总经费的四成,即使这样,还经常难以划拨到位。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邀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不到一个月,两个人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然而,设计稿很快被否定了,原因正是缺乏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青瓦屋顶变成了铁皮、茅草屋顶……

  当设计稿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冲到梅贻琦面前,咆哮着:“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好吧,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现在使用的木料,连盖一栋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梅贻琦恳切地说,“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清华是他深爱的母校,梅贻琦是他尊敬的老师。梁思成的心又一次软了。

  半年后,一幢幢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填补了西南联大的校园,但根本无法想象,这些茅草房,出自两位蜚声世界的建筑学家的设计。

  然而,正是从低矮的茅草房里,走出了一群穿着草鞋的孩子,他们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

  如今的云南师大校园,仍保留着一间铁皮屋顶教室。这是西南联大仅存的土坯墙教室,马口铁做的屋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下6个字:“现在停课赏雨。”

  “学术自由”的联大学风

  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组成,三校各具特色,各有其历史、传统和风格。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而将三校学风熔为一炉的联大,则兼具“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

  在联大教授、经济学家戴世光看来,联大的学风可以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

  不可讳言,三所学校同处一园并非完全和谐,但共同的战争经历,促成了集体意识——三校师生都来自华北校园,而今寄居昆明,度过艰难困苦的日子。

  教授会是联大的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不定期开会,处理学校的大政方针。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这是学校的最高行政机构。校务委员会还包括三校校长、各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校委会讨论学校的各种重大问题,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审议学校预算、决定院系设立废止、增添设备等。

  普通教师也可参与各种学校事务。应学生要求,教师为业余社团出谋划策。此外,联大还有各种专门委员会,一度达到六七十个之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包括指导防空、接待新生、颁发奖学金、指导大一学生课业,等等。

  但另一方面,三校继续自行聘请教员,各自授予学位,各建各的研究所,各自举行校庆活动,甚至保留了各自的管理机构。比如,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是陈序经,但清华法学院院长是陈岱孙。

  为了便于区别,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以字母打头的学号:P代表北大,T代表清华,N代表南开,A代表联大。

  冯友兰回忆说,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好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幸运的是,西南联大在宽厚容忍、和衷共济的精神下坚持了8年之久。这8年间,虽教学条件极其艰苦,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然而联大全体师生艰苦办学,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培养各类人才8000余人,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共3882人。

  培养最好的本科生

  昆明一家茶馆内,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我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把手一摆,很不屑地摇了摇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没什么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在当时周围的人听来,也没有觉得特别刺耳。这两位年轻人,一位是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另一位是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是杨振宁和黄昆。

  逆着时光回溯,他们还青春年少,还都是西南联大的普通大学生。

  作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联大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实施通才教育,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如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一理念,要求学生拥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然后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学习。

  相应地,联大实行学分制,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其中约五分之三为选修。平均下来,一个学生每年要修七八门课,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在教室度过。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有意放宽口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联大课程的另一大特色是,老师可以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或基于国际学术新动向而开课。而且,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即使是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的极为冷僻的专业课,也能坚持下去。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学生也可以享受这种自由。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如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

  当然,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的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以理学院为例,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有一组数据似乎可以说明联大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一面: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恰如陈岱孙所指出的,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是进步的,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

  杨振宁在联大物理系读了本科,后来又跟随王竹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45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师从著名学者费米和泰勒。他回忆说,自己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比美国)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在后来的科研中,他仍经常查阅在联大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发现很有帮助。杨振宁总结:“我在中国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

  严谨治学的联大教授

  这张照片上的5人,人人气宇轩昂,脸上写满了明亮、自信、刚毅与智慧,充满着一种对抗厄运、坚信未来的精神。

  照片拍摄于1944年,5人左起分别是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也正是联大教授中的代表。

  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是大学的中坚,西南联大的教授队伍更是由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构成。他们有的思想深邃、识见卓绝,有的腹笥源深、性情古怪。联大精神化身于此。

  联大教授中的“头牌”,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他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早年游学欧洲,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但他精通英、德、拉丁、希腊等多国文字,甚至包括突厥文、巴利文等已经消亡的文字,在中古史领域蜚声世界。他的学问,被历史学家傅斯年成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36岁就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清华园沦陷后,身体病弱的陈寅恪,在家人陪同下辗转来到联大。在隋唐史课上,陈寅恪在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自己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常常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教授旁听。

  陈寅恪虽然名望极高,但他的课却并不以引人入胜见长,由于身体虚弱,他总是闭着眼睛授课,说话也慢条斯理。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象征了学术的至高境界。

  与陈寅恪不同,哲学系教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课格外吸引人。他授课不带任何讲稿,但引用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杜威时,随意自如,就像引用孔子、孟子一样。他给大一学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课堂上座无虚席,学生多得把窗户都挤坏了。还好,他的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外。

  在校园里,冯友兰常常一袭长袍,蓄着长髯,一副儒家圣贤的形象。留着长长胡子的联大教授还有闻一多,他被学生视为“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

  作为古代文学专家,闻一多的《楚辞》课是联大的“精品课程”。这是一个学期40多节的大课,整整一个学期,闻一多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平均每节课只讲几句诗。然而这门课却一直门庭若市,深受学生欢迎。因为闻一多旁征博引、思维严谨、见解独到,可以启发学生的学术思维。

  与“土土的”文学院的诸位教授不一样,法商学院教授张奚若总是穿着一身平整的西装,随身携带着拐杖,看起来像是一位商业大亨。

  张奚若才思敏捷,谈吐诙谐,讲课引人入胜。但考试打分特别严格,吓跑了许多学生。他最欣赏独立思考的学生,即使观点与他对立也无妨。考试成绩公布,几乎没有学生能得到80分以上。有一年,只有8个学生选修张奚若的课,他们焚膏继晷,但结果4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却有一名学生得了100分。这件事在学校轰动一时,连校长都好奇哪个学生“有幸”得了高分。

  相比文科,理工科更容易遭受战争的破坏,以精密的仪器为基础的实验科学尤其如此,但联大的教授们却在简陋的教室和寒酸的实验室里,留下了一批达到国际水准的成果。

  理学院最出名的教授是数学家华罗庚。这位小店员出身的教授,其貌不扬,加上跛足,刚到学校时很多学生都看不起他,但他很快就以勤奋和才华赢得了学生的尊敬。

  由于生活困难,华罗庚用最便宜的价钱,租了一间牛圈上用来堆草的楼棚。牛住下头,数学大师住上头。在这个虱蚊满天飞舞的牛圈,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7年间,他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及十几篇论文。

  如果说数学专业的教授尚可凭纸笔做出一流成果的话,那么物理、化学等系的老师可就没那么容易。

  为了继续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的分子光谱研究,物理系教授吴大猷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他利用抢救出来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低压汞弧灯,在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继续开展科研。后来,他的学生杨振宁证实,自己后来的工作,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关于相对论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自己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

  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出身显赫,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后人,却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他极少洗袜子,一直到穿烂掉为止,有时只在破布鞋里穿一只袜子。

  曾昭抡的化学课,特别注重应用,如教学生如何制作防毒面具,甚至教学生如何净化饮用水、建厕所。他特别关心时事,并独具慧眼。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和他的推断仅相差48小时,而地点完全一样。即便这样,他在联大期间也发表了6篇高水平的化学论文。

  今天,当人们回眸西南联大时,最津津乐道的是“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联大教授。尽管物质生活极端困苦,尽管思想观念千差万别,尽管授课方式各不相同,但无论是长衫学究还是拄杖绅士,严谨治学、赓续国粹、学术报国是他们共同的信念。

  联大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在写《论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用这么陈旧的书名,他的回答是“有中国味”。他觉得,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演话剧跑警报泡茶馆

  西南联大学生不仅有名师云集的课堂条件,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有众多的社团、壁报、读书会、讨论会等,开展政治、学术、文艺、体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多种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交流思想观点,发挥兴趣特长,提高文化修养,锻炼活动能力。

  联大师生抗日热情高涨,1938年底,爱好演戏的学生排演宣传抗战的话剧《祖国》,由外文系教授陈铨创作剧本,中文系教授孙毓棠任导演,中文系教授闻一多设计布景,师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并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下,成立了西南联大话剧团。1938年初,《祖国》在昆明公演,获得很大成功。剧中的教授英勇就义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观众跟着高呼口号。

  此外,联大剧团还排演了《夜光杯》《放下你的鞭子》等一批抗日救亡的戏剧,利用假日到工厂、农村演出。

  “跑警报”是联大另一种特殊的“课余生活”。

  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南大学,校舍损毁严重。然而,文学院教授吴宓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课的讲授。就在轰炸第三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至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灯光暗且座位少,茶馆便成了学生们延伸的课堂。

  联大人发明了“泡茶馆”一词。昆明本地话说“坐茶馆”,“泡”是北方人的习惯用语,意指在茶馆一待很久,甚至废寝忘食。许多联大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里“泡”成的;不少老师在茶馆里批改作业;一些名家大师也是从茶馆起步的。

  著名作家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时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后来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则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上个世纪巴黎的咖啡馆”。

  在生活上,联大学子极度贫困。学生当掉冬衣购买秋天开学时用的书,到天气变冷时又把书当掉,把冬衣赎回来,但仍求学不辍。

  作家林语堂在参观完联大后,留下了一句形容联大学生生活的名言:“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播下“民主种子”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次日正式发表投降诏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消息传到西南联大,整个校园沸腾了。几乎每一个历经磨难的联大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师生们随便从宿舍里找一件能敲响的东西,脸盆、饭盒、木板,一边敲,一边唱,一边喊,走出校园,走向街头,欢庆一个民族的胜利。

  张伯苓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第一反应不是庆祝,而是把酒洒在地上,告慰自己为国捐躯的儿子。

  平时从不喝酒的华罗庚,醉倒在家门口,手里还捏着半只烧鸡,准备与孩子们一起庆祝。

  从抗战初期就蓄须明志的闻一多,郑重地剃掉了蓄积了8年的胡子……

  抗战胜利后,组成联大的三校准备复校北返,然而校舍尚待接收、修缮,学校决定在昆明续办一年。此时,国民党当局却准备发动内战,这激怒了期盼和平的联大师生。

  1945年11月1日,联大8周年校庆。校庆周期间,学校壁报上发表了张奚若等5位教授反对内战的谈话,呼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不久,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所高校学生发起反内战时事演讲会。

  晚会上,联大教授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分别上台,发表了反内战演讲。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料伴随着掌声,围墙外响起枪声,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校园。联大学生为军队开枪威胁晚会所激怒,在昆明31所学校发起罢课。

  12月1日,是联大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国民党军队闯入校园,殴打师生。4位青年牺牲,其中2名是联大学生,25名师生受重伤。

  联大教授会紧急开会,发表宣言谴责军政当局暴行,并宣布罢教。15万社会各界人士公祭四位烈士。昆明各大中学校联合罢教,学生罢课,一致要求惩处暴徒、停止内战、争取民主。

  “一二·一”惨案很快震动全国,全国许多大学纷纷以追悼会、罢课等方式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重庆、上海等20多个城市举行了烈士公祭仪式,陕甘宁边区也举行群众集会支援昆明学生。

  “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被安葬在联大校园东北角的烈士墓地,教授们为自己殉难的学生题写了四个大字:“民主种子”。

  联大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继承了三校“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和科学、民主的优良校风。加以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适应当时形势的正确领导,联大成为当时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一直到最后爆发震动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校图书馆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全体师生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碑。当天,学校宣布正式复校。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校歌的旋律,在联大校园上空久久飘荡……

  尾声:不屈的联大精神

  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伴随着西南联大短暂的历史的,始终是战乱、轰炸和饥饿。

  虽然它的名字似乎布满了历史的尘埃,但在近代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上,联大以艰苦的教学条件创造出卓越的教育成绩,依然熠熠生辉。

  师生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54人(含学部委员),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等4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今天,人们形容西南联大,最常用的两个词是“大师云集”和“群星璀璨”。今天,人们谈论大学精神,仍常常以西南联大作为例证。

  它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更是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合,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责任的联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绝徼移栽桢干质”,“尽笳吹弦诵在山城”。这是联大师生书写的教育奇迹。

  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再谈联大精神,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仍有重要启示:大学的使命,除了传播知识、启迪民智,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民族培养出一批站得最高、望得最远,最能够为这个民族求取生存的,最能够保护这个民族、发展这个民族,并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

  (注:本文中的数据和日期,均据《国立西南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本文写作中还参考了:《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易社强著,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精神的雕塑——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联大8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联大教授》,冯友兰等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联大长征》,张寄谦编,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毛礼锐、沈灌群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大学有精神》,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因限于写作体例,本文不便出注,特专致谢忱,并致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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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中的西南联大

  如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当时云南地方政府对重庆的干预有所抵制,这种环境也增大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空间。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人人关心国家命运,抗战必胜、日寇必败成为联大师生的共识。

  ——任继愈(《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1942年暑假后,朱自清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一门新课程。这是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

   ——季镇淮(《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

  传说中的西南联大

  【杨武之写错字】联大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决不允许学生在作业中出现错字,否则罚写100遍,以防今后再错。一天,杨武之上课在黑板上写错了一个字,他发现后不露声色。下课后,他当着学生的面,把那个错别字改正过来,并在黑板上重写了100遍,以示对自己的惩戒。

  【朱自清和乞丐】一次,一名乞丐在街上追着联大中文系系主任、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只得对乞丐说:“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后,掉头就走。故事传到学校,于是其他教授也如法炮制。甚至以为教授还用同样的办法,说退了上门行窃的小偷。

  【刘文典跑警报】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联大文学院教授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自己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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