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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北平东北中学的成立
点击次数: 作者: 关山复

 

                                                                                                                  作于199012月,改于改于19913 本文作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来源:蒙骑之子的博客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以不宣而战的手段,突然占领了沈阳。当时我才16周岁,正在沈阳的辽宁省立第二初中读书。事变半月之后,我随同姐夫陆雁题和姐姐关秀清,从沈阳皇姑屯火车站挤乘难民列车,逃到了北平。
       乍到北平,我们住在前门外旅店如林的打磨厂一家小客栈里。几天之后,租到房子,就迁居旧鼓楼大街83号旁门院内(面对张旺胡同)。旧鼓楼大街本是贫民区,我们住的又是这条大街的北半截,尤为荒凉。住在这样的地方,是因为贫民区房租低,又无须出具殷实的铺保。我们的房东是北京老户,姓马,在住宅北邻开设了一家粮米油盐店。女主人说话京味十足,常同我的姐夫聊天。她说,连“掏大粪的”也不肯到这条街上干活,因为这里人吃的是小米或杂合面,菜又没有油水,连大粪作肥也没有劲儿。我们这个新来户恰好就是这样。设在东皇城根的东北难民救济院发给我们救济粮,每人每月20几斤小米。这所救济院的人员,据说大多是原东北官银钱号逃难进关的人。
       约在10月中旬,我入了东北难民第五收容所。在西单牌楼以北不远的西侧,有个皮库胡同,收容所就设在那里。第五收容所是北平市社会局开办的,接纳的都是东北逃难进关的学生,社会局在收容所中设有管理人员,是个警察。还有个市公安局的肖督察长,也常来收容所和学生们聊天。那个警察每天按名单发给每个学生两角钱,名为"救济费",学生拿这钱自己上街去买吃的东西。你可别小看这两角钱,当时北平物价低廉,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两角钱已足够一人一日果腹,甚或绰绰有余。当时一个芝麻烧饼或一个大油条只卖“两大枚”(即两个大铜板),约合“现大洋”一分钱,如果你想吃得好一点,可到东来顺或润明楼(均在东安市场内)一类的大饭馆去。那里10个水饺只卖4分钱,吃20个可饱,再要一碗“高汤”(不计费),吃完只付一角钱,还连小费(2分钱)也在内呢。这是说的吃饭。至于住宿,要自带行李来(没有行李的也可领到行李),收容所不收住宿费。
       过了不久,约在10月下旬,东北难民第五收容所改为“自励中学”,留下了中学生,而对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另作安排。自励中学仍归北平市政府社会局管。社会局派到这所中学的人员,是些小职员,而非教员。他们不懂教育,和学生们没有共同语言,格格不入。当时的北平市市长是周大文,公安局局长是鲍毓麟,教育局局长是周学昌,社会局局长是娄学熙,后者兼任自励中学校长。这些人都是张学良的下属。
       大约在11月上、中旬,王化一来接收自励中学,并将其改名为“东北学院”。王化一早年是张学良的幕僚,“九一八”后是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会长。救国会是受张学良领导和资助的民众团体。当时,高崇民、卢广绩、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东北上层人物都是这个救国会的常委。救国会还与东北各地初期的抗日义勇军有些联络活动。
       王化一接收自励中学,改称东北学院(后来又改名为东北中学)后,让学生受旧东北军的军事训练,生活有似兵营。黎明起床即有跑步,晨昏两次点名,日间军事操课。当时有少数同学思想进步,爱好自由,反对所谓“铁血主义”的军事训练,曾发动一次反对王化一接收自励中学的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人不多,名字多已忘记,现在只记得王新三是同我一起参加了斗争的。此外,大概有王春晖、宝永宽等。因为我们只是乌合之众,没有组织,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懂得斗争策略和方法,斗争方式近似泄愤和起哄。参加斗争者闯入校部,摘下“校长室”的牌子,扔到厕所里,大概还砸了一些东西。像这样的斗争当然不能取得胜利。王化一终于当上了校长,学校也改了名。
       王化一接收后的东北学院,校风反动,对学生采取禁锢思想的政策,不许学生阅读抗日救国书报。当时的训导主任(已忘其名),对学生蛮横粗暴,大家都恨他。有一天晚间上自习课,我拿一张普通报纸,放在书桌底下悄悄地阅读着。这个训导主任真是有如鹰犬一般,偷偷地溜到我身后,冷不防地扑了上来,一把抢走了那张报纸。这件事更加激起了我的反感,我下决心要退学。但是,当时的“校规”是不准退学的,如果谁要退学,就得“赔偿学费”。我哪里有钱“赔偿”呢?万般无奈,我只好顺应形势,采取了兵营中“开小差”的办法。这也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时有个排长(已忘记其名)是东北军的一个小军官,他管理我们那个班,对我友善。他常常劝说我好好干,日后可同他一道当个军官。有一天,我把想“开小差”的念头明白地告诉了他。他一如往常,规劝我一番、我只能不动声色,对他虚与委蛇一番。过了几天,在一个晚上我溜出了校门,只身徒手,回到家中。事先我和同学礼长林(他是我在难民第五收容所时结识的朋友)约下,以后的某日,我到东北中学校门口等他,他把我的棉被裹在身上,外面套上呢子大衣,给我夹带出来。以后他又用同样方法带出我的褥子。就这样,我的行李和杂物就都悄悄地拿出了学校。
       离开东北中学,我入了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对面的私立进德中学。在那里念半年书,初中得以毕业。1932年夏秋天,我又入南长街南口的私立华北中学高中部读文科。我在这个中学只读了一年,因为交学费有困难,就买了一张私立弘达中学的高中毕业假证明,于1933年夏考入北平东北大学。在这以前,1932年秋,我的两个妹妹跟随我的父母亲也从东北家乡来到北平,同我姐姐住在一起。又是因为无钱上学,她们姊妹2人就入了东北中学。长妹关秀毓于1933年“塘沽协定”后辍学结婚,二妹关秀华于1935年夏随学校迁往鸡公山。又在这之前,我的姐姐已因肺病而死于津南泊头镇。我的父母因在北平已无钱度日,也于1934年冬天又回了日寇统治下的家乡。
       “九一八”前,我在沈阳读书时就酷爱文学,曾读过鲁迅及其他作家的不少文章,间或也读点革命文学作品。“九一八”后到北平,几年之间,革命书刊已日益增多,有如雨后春笋,这时我逐渐从读左翼文学书刊进而读起新兴社会科学书籍来。当时我还只有革命的思想,而无革命的行动。家庭的重新离散,使我孑然一身,无所羁绊,不久我就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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