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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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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正式撤并于1952年,而它的消逝,则起源于1949年的时代巨变。

 

 


辅仁大学旧址。图/郭逢晨水粉画作品

  1952年,新建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按照苏联模式教育体系,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清华从此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单纯的工科大学,北大自此脱胎换骨,秉承了民间办学的私立大学自此成为绝响,在近现代教育史上曾经名盛一时的教会大学自此也销声匿迹。

  这场教育体制改革,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史称"院系调整"。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发端。

   在这场对中国当代教育影响深远的"院系调整"运动中,由天主教人士创办的北京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原校名撤销,迄今已整整一个甲子。

   这一年与辅仁一同消失于这一年的"教会大学",还有著名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十余所学校。在20世纪前半叶,这些让人如雷贯耳的校名,曾经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尖水平。

  无解的问题

   1948年秋,北平学生石椿年报考了辅仁大学经济系,他记得,面试环节中,经济系主任赵锡禹先考了他一道英文题,然后特别问起了他对校园中学生游行活动的态度。

  国共战事正酣,政治斗争的痕迹亦出现在辅仁大学的校园里,这令每个人都不得不加以留意。次年6月30日,罗马天主教廷驻辅仁大学代表芮歌尼来到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拜访了其主要负责人周扬。此时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芮歌尼试图从周扬口中探听一下,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对于辅仁这所教会大学的态度,从当时留下的文字记录看,这位美国人的口吻可谓客气而谨慎。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处理是否已有新的法令?"周扬答:"一般地说,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学校,这件事实本身就损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在这段具有"定调"色彩的答复中,周扬提出了一个所有教会学校都面临的敏感问题。

   辅仁大学发端于1912年,当年9月,中国天主教两大领袖——马相伯、英敛之联袂上书罗马教皇,请求教廷派人来华,创办一所大学。1921 年12 月, 教皇正式发出在华举办大学的谕令, 并且全权委托美国"本笃会"负责。依教廷和"本笃会"的本意,他们自然希望这所学校能成为传播天主教的阵地。但事与愿违,"五四"之后的1920年代,随着民族主义高涨,不论北洋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还是后来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都特别强调,教会学校须由中国人管理,并不得以宣传宗教为目的。对于这些政策,很多新教人士都表示了反感和抵触,殊堪玩味的是,在教阶、习俗、仪式方面都更加严格的天主教会,此时却展现出了十分圆融的姿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创办初期,辅仁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宗教内容仅在哲学系课程中有所涉及。石椿年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年学生与神父之间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很多同学几年下来,连那些穿黑袍的外国人是谁都不认得。

   因此,不论是北洋时代,还是国民政府时期,辅仁大学都凭借着其积极的"本土化",与执政者保持了较为良好的互动。不过,当新时代来临,过去的经验已无法提供现成

 的答案。6月30日,芮歌尼对周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能否视为选修课程?" 周扬的答复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当作选课是可以开的,但必须保证学生真正自愿选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强。" 芮歌尼追问:"关于唯物史观一类的学说是否也当作选课?" 周扬说:"社会科学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应当列为大学必修课。"

  政治的影子

   在相当久的一段时间里,辅仁大学是以一副"闭门读书"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一句流行于京城的顺口溜是:"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静莫报名。"暗指其学风之严谨。

   1930年4月,辅仁大学教务长刘半农对学生讲话时,曾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去年秋天,有个考生来投考他主讲的国文系一年级,因为该生"程度太差",刘半农便把他降到高中二年级去了。这位学生很不服气,走了。几天后,当刘半农经过某大学门前,看见校门上的榜单,这位学生竟然列本科国文系第一名。可见,"本校以前招生程度,并不算很低。"

  "严进严出"是辅仁大学的一大特色。过去,各大学没有统考试题,都是自主招生,辅仁大学除了基本的笔试之外,还要举行面试,确定考生的确具备一定的学力。在很多考生的印象中,他们进入辅大的过程都如履薄冰。

   根据辅大教务处规定,一年有四次严格的考试,随堂小考更是不计其数。课堂风纪也抓得极严,石椿年上高中时,来辅大旁听课程,曾亲眼见到一个高个子的中国人"查堂",没来听课的学生均被记录在案。他认为,"这里是个读书的地方"。尽管教学管理近乎苛刻,但也的确可以提供真正的学问。辅大自建校以来,始终竭力设法聘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任教。沈兼士、刘半农、萨本铁、范文澜、启功等声誉卓著的学者都曾在这所学校留下踪影。 在这种环境下走出的学生,日后大都成为了在社会各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当中包括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文物大师朱家溍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然而,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专门对"闭门读书"的教育予以批判:"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忽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是什么?"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 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马叙伦强调:"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 按照必要和可能, 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 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为此,北平解放之后,学校已经开始对专业和课程设置进行局部调整。《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思想课首当其冲,成为各系必修课程。而原先的"家政系"等课程,则被视为"培养太太的科目"予以取消。1950年春,学校又规定,当年的毕业生"凡未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者,或修而不及格者,均应根据实际情况补修补考。"

  1949年秋季的"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入学试题",还特别增加了"政治常识试题"部分。一共二十道简答,题目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什么阶级可以革命?哪个阶级领导革命?"等等。

   石椿年觉得,这个时候"辅仁读书的精神已经没有了,师生也不注重研究学问了"。

  接管辅仁

  1950年7月,罗马天主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致信陈垣,提出来年教会拨给的经费将按月份付,一年14.4万美元,并且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一个新的董事会将要由教会选任;第二,教会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同时提出解聘五名教师的要求。这也意味着,教会与学校的矛盾,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

   自1949年1月北平解放之后,教会越来越体会到众矢之的的滋味。解放军入城后不到一个月,由中共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教员会,便向校长陈垣和教会代表芮歌尼明确提出,"今后的教育宗旨及措施必须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精神"。

  教会对此做出了让步,除了在人事上减少教士比例,还相继取消了《公教学》、《公教史》等几门课程。如前所述,芮歌尼还曾专门与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进行了沟通。随着学校政治活动越来越多,教会显然已经失去了信心。导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五名教员的解聘问题,据芮歌尼方面的说法,这五人都是从事"极端反教会"行为的人。 然而,就在这封信发出的同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国际形势的骤然紧张,也导致了中国加快了清除英美文化的步子。按照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的说法,现在就是要"集中火力, 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 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芮歌尼与校方的正面冲突,可谓撞到了枪口上。

 收到来信后,陈垣和校务委员会直接请示教育部,随即对芮歌尼的要求予以驳回。

 7月27日,芮歌尼又一次致信陈垣,表示可以放弃人事聘任否决权,但依旧坚持解聘五名教员。"我相信我敬爱的校长有权答应这些条件,并我希望为学校的利益,您可以尽早使用这个权力",但再次遭到拒绝。芮歌尼遂正式通知校方,"自本年8月1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经费即告断绝。" 在这起风波中,陈垣的态度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事实上,陈垣与教会在过去很长的岁月中,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1933年,美德两国的圣言会接替美国本笃会,掌管了辅仁大学的事务,凭着德国人的出面,在抗战期间,未迁校的辅大不但可以不悬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课本,还吸纳了不少无处可去的知名学者执教,声势大涨,这不能不说是陈垣与教会合作的一段黄金时期。


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接办辅仁大学(原天主教会办)大会。图/fotoe

1942年4月辅仁大学老校长陈垣在返校节运动会上的演讲。(资料图片)

  就在1949年北平解放时,陈垣对于教会的态度还算相当客气。当时,由于教会人事逐步退出校务,学校组织了一个临时校政会议暂时管理。据陈垣本人后来讲,有一次开会时,出席的除学校行政负责人,教、职、学工代表外,还有教会代表芮歌尼和一个修女。按照教会的规矩,修女出门必须两人一起,芮歌尼又带了一个翻译,则教会代表本应出席两人,实际出席四人。有人对此提出意见,陈垣认为这是故意挑拨矛盾,拂袖而去。回家以后,他甚至写了一封信,向校政会辞职。

  另据辅仁校友李世瑜说,那时的陈垣对于教会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本人曾亲眼看见陈垣上午很早起来到教堂看弥撒,晚上看降福,还专程去找神父谈话。同时,陈垣也找来了《西行漫记》、《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看,他在当时的书信中表示,"余今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 一方面是时代交替中的一种圆融姿态,另一方面,在与新政权的接触中自觉、真诚地服膺于新的思想,从此,人们可以看到陈垣在1949年后几乎每逢重大事件都会在党报上有所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1950年教会与校方的冲突中,陈垣代表的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意见。

  1950年10月10日,为彻底解决辅仁大学问题,教育部经政务院批准,宣布将辅仁大学收回自办,并任命陈垣为校长。以此为契机,我国接收外资津贴学校的序幕也就此拉开,到当年年底,全国接办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达20所。 西方思想也被逐步肃清,石椿年所在的经济系不再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转而讲《资本论》。"原来的教材废了,也没有新的,有的老师就自己编点、印点讲义,就对付了。"1951年,经济系全体同学赴广西下乡,参加土改,学业自此中断。

   石椿年说,自己"没有完完整整地学一本书"。

  辅仁的消逝

  1952年,在酝酿成熟后,院系调整正式被提上了日程。3月,北京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的计划,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5月,北京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院系调整小组正式建立。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二者集中力量,在师生中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显然,这两个运动,为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期间,陈垣在《光明日报》上做了长篇的自我检讨,他表示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 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 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 帝国主义就通过我, 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这种全面的自我否定,被《人民日报》称赞为"诚恳老实,肯暴露自己的思想,检讨较深刻"。

  《人民日报》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辅仁大学一些教职员工的"思想问题",例如,"教育系主任欧阳湘,讲教师的修养以'仪容、声音、情绪、品格、学识'为五大标准。讲中学教育方针时,竟讲了美国的和蒋匪的而不讲人民政府的中学教育方针。" "有的教师则在'纯技术'、'超政治'的牌子下面,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如经济系主任赵锡禹,通过'企业管理'这门课程,毫无批判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私营企业管理方法教给学生。中文系教授叶苍芩以颓废感伤的文学,去'教育'学生,使一些学生受了很坏的影响。"

  对于在运动中表现不好的学生,学校惩罚严厉。1952年7月,校方专门开会讨论了贸易专修科的牛长民、佟辽两人的问题。牛长民"三反时有时不来,有时中途退席回家……污蔑马列主义,说'马列主义是根据孔夫子来的'",此外"不相信《人民日报》,对中国电影不满,床头上挂着美国明星照片";佟辽"抗拒三反,时常不来,拒绝小组讨论","'忠诚老实'没交代问题,他说'我没有问题'",等等。经合议,校方决定对此二人予以开除。

   经历了几次思想"洗澡"的师生,对于接下来进行的院系调整,即便是涉及人事变动这样的敏感问题,大都也能表示服从组织。例如,"三反运动"中表现良好的数学系主任刘景芳曾在院系调整中表示,对于组织安排某位教师当教学系主任,"从工作能力上讲我不服,但若政府从全面考虑觉得他做合适,我也没意见。" 在教学调整中,最大的特点是全盘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各科按教研室构制、沿用苏联教学大纲。1948级教育系学生、辅仁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振稼回忆,当时"教育部有(苏联)顾问,学校有(苏联)顾问组,还有一个头,校长要听这个头的。" 苏联人的权威体现在学校各个角落,王振稼回忆道,那时"建幼儿园,不是木质地板的,苏联专家说不行,拆了它,要建木质地板的,有一点不听他的,简报一上去,这就不得了"。

  一些专业也在这次调整中被腰斩。例如以英语为主的西语学系,高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大学,留下来的低年级的学生全部改学俄文。一些同学对此有所不满,认为"早知道还不如学俄语",但几乎没有人质疑"全盘照搬","那个时候就觉得苏联是老大哥,中苏签订了条约,关系密切。"王振稼说。

  这样,到了1952年9月,除经济、哲学等系外,辅仁大学已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曾经显赫一时的辅仁大学自此在大陆消失。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1960年,天主教廷在台湾实现辅仁大学复校,迄今已经半个世纪。

  来源: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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