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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书生”:纪念周一良先生
点击次数: 作者: 钱文忠

周一良先生的门生弟子终于没有能够等到庆贺周先生九十华诞的那一天,2001年10月23日晨,一良先生安详地去了。将近一周了,我却还是不能平静,一阵阵地胸闷心悸。29日,我在“中外交往史”课上向学生读了一篇短短的悼文,以表达自己的哀思。我不得不低下头,因为泪水已是几乎控制不住了。

对于我来说,噩耗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说是意料之中,那是因为一良先生近几年来,一直受着帕金森氏症的折磨,已有很长时间不能行走自如,文章也主要靠口述而成了。对于老人,这些都是不祥的预兆吧。

说起这种疾病的起因,真正是应了“乐极生悲”四个字的。1993年1月间,学生聚会恭贺一良先生八十大寿。一良先生的心情极好。回家时,不顾学生们的劝阻,坚持要一如既往地骑他那辆在北大颇有点名气的小轱辘女车。当时,一良先生的身体也是极好,何况北大校园里的骑车老人比比皆是,所以学生们的劝也不很认真。一良先生笑答:“这就骑最后一次了,过了八十,明天就安步当车吧。”那是想来连他自己都未必当真的。岂料一语成,不知怎么的,出门就是一跤,从此,只能安步了。不久,连步都不安了,只能坐上了轮椅。1993年,我已经离开北大回到了上海,这个消息是辗转听到的。听谁说的,已是想不起来了,那人惋惜地说“那晚还有很好的月亮啊”的神情却宛在目前。

可是,情况也似乎并没有马上就恶化。我还是不停地收到一良先生赐寄的著作,由于担心的缘故,开始特别留意一良先生题字笔迹的变化。那一跤以后不久,我收到了《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连包书纸上的地址都还是一良先生的亲笔,介于行楷和行草之间,漂亮极了。这是谁都不舍得丢弃的,我将包书纸的有字的部分剪了下来,粘贴在书后。周慰曾的《周叔弢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我是1995年谒见一良先生时领赐的,却没有题赠之辞。我自己在扉页上有一段题记:“1995年6月3日下午5时许,同守常往访太初先生。时先生因小中风,正请人按摩,右手已几不能握管。余呈上《周叔弢与自庄严堪》一文(《文汇读书周报》,1992年12月5日,原是为庆贺一良先生八十华诞而作——补记)。然先生精神尚好也。”以后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还都有一良先生的题字,但笔迹已如孩童,显得越来越吃力拙重了,我的心情也随之日渐沉重。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一良集》五大卷也蒙颁赐了,印刷装帧都堪称精美,由于没有一良先生的题字,总有美中不足的遗憾;而且我也明知是再也不会有的了,这份无法弥补的遗憾也就更令我伤感。《折柴焚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后,我知道不能再等一良先生赐寄了,于是书店一见就买了。书是一良先生翻译的新井白石的名著,一册平装拿在手里薄薄轻轻的,心里也空空落落的。

我总觉得一良先生正在悄悄地走远……于是多少也有点准备了。

至于说意料之外,那是因为我知道就在21日晚,一良先生还和季羡林师、饶宗颐先生欢聚畅谈,兴致很高;22日下午,一良先生可能是意犹未尽,还和季羡林师通了时间不短的电话。我正在为这几位学界耆老的身心俱泰而高兴,岂料一良先生就在23日晨驾鹤西去了。无论我做了多少的心理准备,这也实在是太过突然了。我呆住了,手里的电话许久忘了挂上。

当年考大学,北大历史系只在上海招一个,听说似乎是内定了要招如今已在美国费城大学的杨继东兄的,何况我的第一志愿是考1949年以来只是第二次招生的梵文巴利文专业,也是推荐特招的。因此,尽管我的历史考分是当年上海的第一名,但我进的却是外语类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不是历史系的学生。而且,大概是在我进大学的前一年,一良先生就已经“按时”退休了,所以我没有听过一良先生的课。可是,不管按什么标准来看,我却都应该算是一良先生的学生。

道理很简单: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和一良先生是多年的好友。一良先生的绝“笔”大概是为《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口述的“序”了吧,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回想1946年春,陈寅恪先生在欧洲治疗眼疾,不幸未成功,取道美洲返国,赵元任先生夫妇从剑桥开车去纽约码头探望睡在普通舱、没有下船的陈先生。我与杨联兄随同前往。就是这次从陈先生口中听说在德国学习梵文的季羡林先生。这已是55年前的事了。1946年秋,我回到北平,在北大红楼得识季羡林兄,两人共同语言很多、问题看法往往一致。以后往来踪迹虽不密切,但似乎心心相通。”我以为,“心心相通”四个字是两位先生半个多世纪交谊的最好写照了。

大约是1985年,我在读大学二年级,写了一篇考证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时间的文章,呈交给季羡林师。当时还不怎么懂事,不知道应该珍惜老师的宝贵时间,什么烂文章都往季羡林师那儿送。季师自谦,说对这个问题素未留意,亲自具函请一良先生和严绍先生审阅。一良先生的审阅意见有满满一纸,鼓励之意、提携后进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婉转地指出,文章的结论似乎不够稳固,还有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必要。文章经过修改发表了,我也从此开始时常到燕东园24号一良先生的寓所拜访请教,总是如沐春风。一良先生字字珠玑,我是只恨耳朵不够用。最难忘的印象是,一良先生对书极熟,我不记得他当场翻过书;此外,就是一良先生的外语,英、德、法、日不必说,偶然一露的梵文,发音也是非常到位。小孩子不懂得应该克制一下好奇心,我就直接问过一良先生何以臻此?一良先生似乎并不以为忤,答曰:他自己有时也觉得有趣,自己酷爱京剧,连形容陈寅恪先生讲课之精彩也是“真过瘾,就像听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可是,唱起京剧来,却是五音不全、荒腔走板。然而,外语定音却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段话后来在一良先生的自传《毕竟是书生》里发表了。我至今还可以清晰地想见一良先生悠然自得、微微得意的神情……

后来,我去了德国留学。回来已是上世纪80年代末了,写了一篇文章,比勘马鸣的“Buddhacarita”诸梵本,试图归纳写本系统。原来是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季羡林师像当年他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对待他的博士论文一样,用一个前括号、一个后括号,将我自鸣得意其实尽是废话的“导论”完全删落。剩下的就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上的《试论马鸣〈佛本行经〉》。里面提到了一良先生发表在1948年4月17日《申报·文史副刊》第19期上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认为一良先生“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我和一良先生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不过,周一良先生‘佛本行经和庞大的佛本行集经尤其无干’的说法似乎可以商榷。实际上,《佛本行集经》主要是引文,尤其在第四至第九品以及第十一品中更是大段大段地抄自《佛本行经》。这个情况琼斯顿早已指出了。”现在看来,先不说当时才24岁的我的这段话语气显有不逊之嫌,若就事论事,一良先生关心的原本也只是“名称和译者”,我的问题不在一良先生的题中,我的蛇足之论才真正是“无干”。一良先生岂能不明白?然而,当我前去拜望时,一良先生主动提到我的文章,微笑着说:“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了几十年,石沉大海,没有反响。你是第一个注意到的。我送你八个字:‘空谷足音,后生可畏。’”我敢保证,这句话我记得一字不差,因为能得到一良先生的称赏,要说不得意,那就实在是虚伪了。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冒失,却在1996年收到了《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不禁还是首先翻到那一篇,在文末看到了这么一句:“[补记]《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载钱文忠同志《试论马鸣〈佛本行经〉》,对此文有所引申论证,希读者参看。1993年2月编定自选集时补记。”1993年,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离开北大,几年间在南方漂泊;1996年,我正在绝望中等待着重新回到大学的机会。人隔千里,我只觉得,一良先生离我从来没有那么的近过。

我的脑海里满是和一良先生相晤相对的影像,挥之不去……

1990年8月,我得到联合国“10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研讨会”的邀请,当我知道一良先生竟然也去时,我大喜过望。就赶忙与一良先生相约,一同飞往乌鲁木齐。就在北京机场,我亲眼目睹了不能忘却的一幕。本着“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我提出要替一良先生提包,一良先生却一直不肯。不料一进机场大厅,一良先生却把包往我手里一塞,自己加快脚步,以近乎小跑的速度向一个人迎上去。等我醒过神来,赶上去,就只看见一良先生微躬着身,握着那个人的手在问:“您身体可好?您也去开会啊。”我在旁边定睛一看,那个人似乎不见得比一良先生年高,个子瘦小,腰板笔直,双目精光四射。手提网兜一个,内装老式脸盆暖壶,似乎颈后还有一顶草帽,仿佛要下乡或去干校劳动的样子,这在满是西装革履的候机大厅里可是有点突兀。那人却神闲气定,丝毫不觉得自己和周围人有什么不协调。一良先生回过头来,为我介绍:“小钱,这位是林志纯林先生。”见我一时没有反应,一良先生又补上一句:“日知先生啊。”日知先生,那可是比当时已经77岁的一良先生还要年长许多的,哪知看上去如此矍铄,我赶紧鞠躬如仪。一路上,两位先生不顾苏制图154震耳的噪音,不停地亲密交谈着,看来他们也是许久不见了。我观察着一良先生,他在亲密中一直不失对年长者的关切和敬重。这是多么生动的一课。我有幸忝列日知先生的弟子黄洋兄和金寿福兄的同事,前不久还和他们谈起这件事。不过,我想,此生此世,恐怕我是不太会再谈的了。

尽管我见到不多,但是,一良先生也有批评人的时候。就在那次会上,我用英语宣读论文“The Ancient Chinese Names of India and Their Origins”(《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读完,坐到一良先生身边。一良先生就说:“accent(重音)错了好几个。”然后一一复述,为我纠正。我在佩服一良先生的过耳不忘的同时,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暖暖的感动。

如果说这样的批评还是慈眉善目的话,那么,儒雅矜持的一良先生也还有怒目金刚的时候。可能说怒目有些过了,但是,的确是金刚般的严肃的。还是在那次会上,一良先生忽然对我说:“这成什么话,简直岂有此理,丢脸丢到家了。你看——”我惊讶地接过一良先生递过来的一篇论文,不禁也为之脸红了:在该文的英文摘要里,提到不少日本学者的名字。作者不知道这些名字日文的罗马字母围写拼法,连字典也懒得查,也不去请教懂行的人,居然径直以汉语拼音出之。举个例吧:中村元不说Hajime Nakamura,而说Zhongcunyuan;汤山明不说Akira Yuyama,而说Tangshanming!我想,这样的“学者”今天大概是还有不少的吧,似乎大可不必为他们脸红的。

另一次是在北大校园司徒雷登的旧居“临湖轩”。一位外国学者来访,举行一次范围不大的交流活动。事先考虑到与会者未必都能讲外语,准备了翻译。偏偏有那么一位很有些年纪和地位的学者,不知藏拙,坚持自己讲英语。那实在是不可卒听的“英语”,悍然不顾一切的发音和语法规则,标准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直听得人肚肠根和牙根一同发痒。散会,陪侍一良先生回家,我斗胆发表了自己的听感。一良先生的回答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要是有个地洞,我都要替他钻下去。”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了。可是,有一件和我的命运最直接相关的事,也是一良先生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我却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的。

90年代初,我有五六年时间不能到所有与学术相关的机构工作,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了。几年前的一天,忽然有位朋友传话,说王元化先生让我去看他。我与王元化先生从来没有见过面,王先生的地位是那么崇高,自己当时又多少有些自暴自弃……。不过,考虑再三,我还是遵命趋谒了。从此,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又多了一位恩师、严师,在王先生和其他先生的关心下,不久我又得以回到了自己应该呆的地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想也实在很是奇怪,我居然没有问过王先生,他是怎么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不成才的年轻人的?王先生也没有主动提过。终于有一天,王先生仿佛不经意地问我:“文忠,你知道是谁最早向我提起你的啊?”老先生好像认定我想不到,就直接说道:“是周一良周先生。”元化先生接着说:“我和周先生并不认识,有一次开会才遇见。会议安排我们坐一辆车。周先生握住我的手,介绍了你的情况。还说你这个小孩子很倔,认为在上海只有我才可以管住你,不能让你再漂在社会上,你还是应该回来做学问啊。”

这实在是……我的确没有想到。可是,我为什么想不到呢?我难道不应该想到吗?当时,我的脑子轰的一下,胸口也受到重重的一击,鼻子不争气地直发酸。我傻傻地看着神色凝重的元化先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好几年过去了,在一良先生去世前的两个月,我读到了可能是一良先生绝笔的一篇文章,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并世学人当中,学识广博精深(非一般浮泛)而兼通中外(包括东方、西方)者,我最佩服三位:就是季羡林、饶宗颐、王元化三位先生。”下面又说:“王元化先生遭受过几十年的‘右派’噩运。”一良先生口述此文时,一定是思绪起伏、心情激动,而且恐怕体力精神都已经不济了,文章的思路已不复过去的清晰了。但是,说元化先生“遭受过几十年‘右派’噩运”,我相信并非是一良先生病中脑力不胜而造成的误记,而是恰恰印证了元化先生他和一良先生并不相熟的话。是啊,一良先生和他最佩服的三位先生都是我的恩师,道德文章到了他们的那个境界,惜惜之情又何须建立在俗世的私交上呢?

还是不回忆了吧,回忆实在使我不堪承受。

一良先生走了,他的道德文章还在,绝不会湮灭的。文章也不必说了,一良先生的成就早已有公论。一良先生略带自嘲的话:“50年代学校教授评级,我忝列二级,自己心悦诚服。因而想起《世说新语·品藻篇》所载:‘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温太真旷达人,‘第二流之高者’正自不恶,何失色之有耶?”我无论怎么品味,都有一点无可奈何的苦涩。近几天总情不自禁地遐想,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有一句话:“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一良先生一定也会有一样的感慨吧,只需将“寅恪”改成“一良”罢了。不过,在我等后生小子看来,这“第二流之高者”,大概正是黄侃所说的古人取走天九以后的牌中的地八吧。已然是人间至高的了。

至于国人看得比文章更重的道德,我觉得一良先生也没有什么需要愧疚的。不就是怀着远远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的“原罪感”,被人利用做了“驯服工具”么?调入“梁效”难道不是至高无上的“组织”的决定?在“梁效”充当“顾问”难道不是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服务?不就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这么绝无仅有地把了一次关么?请问,一良先生作过什么孽,害过什么人吗?难道《毕竟是书生》公之于众的那样的忏悔还不够么?难道一良先生自己承担的还不够吗?试问,那些真正的作孽者呢?那些真正的害人者呢?我对此的看法已经全部表达在《红与黑——从周一良先生〈毕竟是书生〉看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历程》里了(《万象》第1卷第5期),也实在懒得再说。让我高兴的是,紧接此文的就是一良先生的《弢翁诗词存稿跋》,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一良先生是看到了我的文章的。至于现在仍然还有,而且数量不少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脑袋仍然寄存在不知所云、不明所以、不识所谓的疯狂岁月里的,坚持以先知加烈士的标准要求像一良先生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的那些高尚君子,我固然未必有兴趣,老实说也不愿意花这份时间,像鲁迅对付“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那样“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施以诅咒,却倒也还有意向他们推荐一下伯林(Isaiah Berlin)及其喜爱的赫尔岑的书和文章,看看他们是怎样论述“牺牲”,特别是无谓的“牺牲”的。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想来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了。我也只有将这些道貌岸然、高自标树的豪言壮语,一概视作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所说的“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

北大传来的消息是,自发去与一良先生告别的学生人数过千。我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见过一良先生。对我而言,这个消息宛如黑夜里的一道光亮,多少使我在悲痛中感到一丝宽慰:不仅是因了“北大学生毕竟是北大学生”而自豪,而且更是为了,这条消息似乎能够说服我相信近来一直怀疑的“公理自在世道人心”这句古话了。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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