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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点击次数: 作者: 陈洁

冯友兰

(1895--1990),河南南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后一直为北大哲学系教授。

主要著述

冯友兰有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采访手记

就一己之偏见而言,我对冯友兰一直深表同情。我猜他是性情温绵的人,做不来怒目金刚、铮铮烈士。又一直在高位、受礼遇惯了,一朝改变,倒成为最大的“改造”对象。批判旧思想、接受新思想,人人都求进步,思想改造就是进步。

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空间,委屈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对委屈者的求全责备,是在为苦难的时代开脱罪责。以气节来评价人是残酷的,在局外站着说话的人,用完美道德的义正辞严来要求别人当贞洁烈妇,与礼教杀人的思路实在一脉相承。

宗璞坐在三松堂的老式旧宅里,缓缓地说着家事。空气中有久远的东西在流动,是受伤的叹息和哀婉。能看出来,她最看重的只有两样:她的创作,和她父亲的声誉。她爱父亲,为之辩护,甚或有“护之过甚”之嫌,但我是理解的。在那个时代,谁的灵魂没被扭曲?尤其是知识分子。冯友兰不过是一个代表,只追究个人责任是不公平的。所以她要为古人讨公平。

父亲是教育家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1918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写了《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的调查报告。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齐划一。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那就要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后来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18年,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1930年和1948年,两次被推选为清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主持清华校务。写过大量的教育论著,联大纪念碑文、《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宣言》、《大学与学术独立》、《论大学教育》等。

父亲很爱护学生。曾说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是政府任命的,不可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和学生又有师生关系,爱护学生是当然。所以只能中立,希望学生不要罢课。这一态度与蔡元培、梅贻琦、都是一样的。国民党军警迫害的学生只要信得过他,到家里来隐蔽,他都尽力掩护,从不问他们姓名。他保释和掩护过的学生有黄诚、姚依林等。

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有知识和技能的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已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

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

1942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信是父亲写的,列出不从命的几大理由,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师严而后道尊……今教授所受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等,后来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

教育部提出给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也被拒绝了,信显然也是父亲写的,说“同仁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宜,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联大能够“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也有父亲的努力。

这些教育思想在父亲是一贯的。在1949年后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他还想方设法写文章或发言,为之辩护。提出“抽象继承法”,写《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大学哲学系应该培养哲学工作者,而不是普通劳动者,当然受到更严厉的批判。

父亲是爱国的,别人问他1948年为什么从美国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来。政权可以更换,父母之邦不能变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父亲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亲的墓碑背面。

下面说些杂事。我几十年在他身边,身兼数职,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他的脑子很好使,什么都记着。平时看起来完全不问家事,但会突然提醒我:“明天该订牛奶了。”1945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家奔丧,县长来家拜望,父亲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1948年他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得知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父亲喜酒,但从不多饮。31岁时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十二斤花雕,这是少有的豪放了。父亲还很幽默,他在家时常给我们讲笑话,比如柏拉图买面包。(注:嘲笑哲学家的故事。柏拉图差人去买面包,店老板说,讲抽象的柏拉图买面包吗?我们只有这个面包、那个面包,没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图饿死了。)哲学教授们自称为“哲学动物”,有时用哲学开玩笑。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过镇南关时,父亲的手臂触到城墙骨折。金岳霖对我说,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我父亲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父亲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诗文,最喜韩文杜诗,还有《古诗十九首》。我现在知道他85岁以后从头开始写《新编》有多难,我现在才79岁就不行了。

1990年12月,父亲毁去了皮囊。他去世后,我还能收到寄给他的信。第一次拿到时,心里又凄然又异样,好像混淆了阴阳界,好像父亲还活着……

父亲很幸福

张岱年先生说,我父亲做学问的条件没人能比,他一辈子没买过菜。我们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在家里万事不管不问。父母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专管做学问,一半料理家事,配合得天衣无缝。

父亲的一生除晚年受批判、受攻击以外,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家庭幸福;高寿;要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他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他母亲吴清芝太夫人,我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我。写了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其实我持家不行,做饭菜没法跟母亲比。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同盟会成员,一辈子忧国忧民,浮夸风盛行时,河南饿死人很厉害,他有机会就说,到了北京更要说。不知道是否有点作用。

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是女子的最高学府。我在清华附小读到三四年级,抗战了,有一年没读书,到了昆明后接着上学,等于跳了一级,功课跟不上,母亲就辅导我,鸡兔同笼四则题等,都是母亲教的。母亲的手很巧,很会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别人,冯家的炸酱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则会涨得难受。家里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养、亲友往来,都是母亲一手操持。小学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写:“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大家在困难环境中互相帮助。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我们家其实没过几天好日子。父亲一生最幸福的日子是在清华园。30年代,工字厅西南侧有三栋房子,甲乙丙三所,梅校长住甲所,我家住乙所。后来到昆明,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父亲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倒是家旁边有个小学,母亲就在院里弄个油锅炸麻花。我帮母亲操持家务。

三年困难时期,邓颖超送给母亲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东西了。当时有“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的说法,比如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有糖豆,什么级别的补贴什么。炒个白菜也是好的。改革开放后我去外面买菜,看到那么多品种,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经过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亲精打细算熬过来的。

1977年,母亲突然吐血,送到医院,都爱理不理的,有个女医生还说,“都83了,还治什么治!?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有一次,母亲昏迷中突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问她什么挤水,她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泪一下子就滴了下来。

父亲很委屈

这些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不用负责任的,这是文革遗风。很多不实之词,加在父亲头上,有些是无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纳,是文字狱。鲁迅曾有诗云:“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我很乐观,擅自改了两字“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事实终究是事实。

先说和江青的关系。我们不认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来看望我父亲,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党委陪同的,大家都认为她代表毛主席,数百学生聚集高喊:毛主席万岁。可见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北大学生喊“毛主席万岁”,第二天党委就让他表态,当时随便什么事都要表态,不可能不表态的,感谢主席的关怀,来看望大家。这个就变成我父亲的一个罪状,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进梁效也是北大党委来调动的,这是组织调动,能不去吗?不仅我父亲,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应该理解。一来没法拒绝,二来那时候认为是党的信任,很光荣的。至于江青在党内篡了权,这些老先生们能知道吗?现在有些人不顾事实,硬说冯友兰写诗给江青,还说这是人格分裂等等。他从来没有写诗给江青。如果捏造事实,上纲上线,一个有理性的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口授历史的书。和朋友们谈起,都觉得其中以讹传讹的事很多。本来聊天可以任意月旦人物,可是落到纸上,还要称为历史,就要有根据,瞎说是不行的。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面又说父亲写诗吹捧江青,“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我请教该诗见于何处。何先生查不出来,承认自己记错了。出版者三联已经向我正式道歉了。这是合乎常理的态度,应该提倡。我希望大家都能尊重事实,根据事实可以做出不同评价,如果事实是编造的,你的评价能成立吗?

1932年,教育部请父亲出任高教司司长,他辞了。1934年,他从东欧回来,发表演讲《在苏联所得之印象》,被国民党当局怀疑是共党分子,逮捕,差点遭牢狱之灾。1943年,联大国民党党员还推举父亲致函蒋介石,要求他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建立宪政。他不想做官,他只希望国家富强,老百姓生活得好。至于他自己,有这样高的学术上的地位,他并不要求什么。

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错的话,他的缺点就是过于信任了,一个哲学家不应该像老百姓那样,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人们可以这样要求他,但请注意,那个时代惨状的出现,是长期“思想改造”的结果。

1949年以后父亲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2年,他访问印度回来,刚到清华,还没进家门就被学生围攻批斗。他屡次检查过不了关,已经都剥光了,还过不了关,金岳霖、周礼全来看望他。金岳霖说:“芝生,你有什么事就交待了吧。”两人抱头痛哭。

文革中,父亲已经71岁了,天天有人冲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父亲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父亲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我不明白,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何苦至于此,何至于如此对待。

1966年春夏之交,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是仅次于北大和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我跟何其芳、俞平伯等一起挨批斗,纸糊的高帽子上写了我的罪名,就是“冯友兰的女儿”。那天回到家,如果手头有安眠药,我肯定就不在了。后来一想,是冯友兰的女儿有什么罪,我偏要活着。我就不死!

1973年批林批孔时,父亲在哲学系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发言(要知道,学习会是人人都必须参加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又在北大老教师批林批孔会上作《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学习发言,这都是例行的小组发言,被全国各大报转载,父亲并不知情。

父亲参加“批孔”,有其内在原因,二十年代,父亲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就对孔子提出过批评,这是学术问题,这里不能详细地说。当时批孔来势凶猛,黑云压城城欲催。父亲被放在铁板上烤,他想脱身――不是追求什么,而是逃脱被烤。他已经快80了,要留着时间写《新编》。再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另外,父亲的思想中是有封建意识的,他对毛泽东有一种知己之感,对毛主席的号召要说服自己努力跟上,努力跟上也是当时许多老知识分子的心态。

他有《新编》没写,那是他最大的心愿,他有他的使命感。现在我不能理解,不批评为什么会造成那种环境,而批评个人顶不住。我想我们会越来越明白。

我要做完我的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星期刚刚给我开了一个座谈会,为“冯锺璞先生八十寿辰宗璞文学创作六十年”。我并没有立志当作家,但我一直有写作的兴趣。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写滇池月光的散文,15岁写的,现在找不到,就把19岁发表的短篇《A.K.C》算第一次发表作品。之前17岁还写过一篇小说。

“野葫芦引”是我一定要写完的,《南渡记》和《东藏记》已经出了单行本,东藏得了茅盾文学奖,现在正在写的《西征记》以投笔从戎的学生为原型,有一部分要直接写战争,我担心写不好,也没有办法。我多年来写作都是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是“三余作家”。可以加上运动之余,和老之余,就是“五余居士”了。现在运动没有了,“四余居士”也可。

另外,在中国写小说不容易。我下放回来后写了篇小文章《第七瓶开水》,下笔写了第一句话: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后来一想,不行,这不是人性论吗,要批判的,赶紧改掉了。但这句话我却永远记住了。后来我发明了“心硬化”这个词,就是说在革命中,人人要硬下心肠来说假话。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坚持,把我的小说写完。父亲写完了他的新编,我也能写完我的东西。

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真是个“野葫芦”,没法太清楚。那为什么还要“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

我写过一个“自度曲”表达自己的创作情怀: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悠悠!托破钵随缘走。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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