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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陈桥驿老师远行
点击次数: 作者: 顾志兴
    2015年2月11日上午,我尊敬的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老师以九二高龄,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钟爱的事业和亲人们,驾鹤西去,我内心十分伤痛。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他和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三位先生称得上是学界的泰山北斗,继前三位先生仙去后,桥驿老师也走了,不能不说是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要我放下笔,我就要走了”
 
    在2月15日遗体告别仪式上,先生的长女可吟女士泣不成声在致词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爸爸,你说话不算数。我要你放下笔休息,年纪毕竟大了。你说要我放下笔,我就要走了。现在你的笔还夹在稿纸中间,怎么就走了呢?你说话不算数!”听到这里,参加告别会的人无不心中酸楚,潸然泪下!一位视学术高于生命的学者,多么值得人敬重!如今他真的放下笔远行了。
    陈先生确是视学术事业为第一生命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多次与先生一起参加会议,多次同居一室。我是后辈,加之他是杭州大学的老师,我是杭大的毕业生,他又是我素所尊敬的一位长者,同居一室我可照顾他的起居,用膳时为他盛饭夹菜,他总是要表示谢意。我说我是后辈,做这些事是完全应该的,以后凡一起开会,师母不陪你来,由我负责照顾你。
    去外地开会,晚间休息时间多数人是外出观赏市容或探亲访友,但陈先生不是这样。用好晚膳,就坐在桌前摊开稿纸,在两张稿纸中间夹一张复写纸奋笔疾书。他向我解释,欠了许多文债,外出开会不能多带参考书,就应约为人作序,他一年总有四五篇序言要写,往往利用外出开会时间完成。先生一生著述等身,据统计从1952年起至2012年60年间共出版专著77种,他的许多学术论文和为别人所作序言还不计在内。他为别人所作书序多为奖掖后辈所撰,常常使作者有陈序在书引以为荣。外出也有例外不写文章的。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书店要影印一套《中国地方志集成》,在浩如烟海的众多不同年代的地方志中选择一些版本好又具有较高价值和代表性的地方志影印,他们请陈先生为之把关。我作为省志办的负责人亦应邀与会。那次我们分别到了上海,我与陈先生会合后,他要介绍谭其骧先生与我认识。我当然乐于从命。到了谭先生的寓所,两位老先生那个亲热劲,真是难以言表。我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高谈阔论,感到文人是那样的相重!真是惺惺相惜。回来的路上我告诉先生,我曾拜谒过顾廷龙先生,顾先生就住在谭先生的楼上。顾先生曾应恩师胡道静先生的请托,为我的两本有关版本目录学的著作题签。陈先生快人快语说:“胡先生我也认识,他的学问很好,我们一起开过会。不过我不赞成胡先生的一个提法,搞一个文化工程,他比之为打一场淮海战役,毕竟不一样么。”先生知道我与道静师关系很深,他有啥说啥的是学者风范。这次会议是在扬州开的,我们同居一室,晚饭以后,他又摊开稿纸两张之间夹一张复写纸撰写文稿。那时他已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啊!活着不放下笔,我是亲眼目睹陈先生的治学精神的。
 
他对地方志事业充满感情,
作出重要贡献
 
    陈桥驿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郦学家,这是对他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尽管他著述两部方志论著,有人称他为方志学家,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方志学家,并且多次在会上声明:“我不是方志学家,只是方志的用户,而且是个大用户。”有先生著文认为这是他的谦虚,我不这样认为,我以为这是他的真心话。他曾对我谈过,也在会议上讲过,地方志在老一辈的学者眼中地位不高,过去有人在学术论文和著作中过多地引用了地方志,人们就会认为这篇论文和著作的学术价值不高,这主要是方志学术规范的问题,比如说引证的材料没有出处等等,因此,严谨的学者就很少引用。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中仍然存在。他还认为现在的地方志只编了半部,一部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的书没有索引叫人怎么查阅资料?他从当年燕京大学编《杜诗引得》说起,一直讲到当前一些外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一部书如果没有索引,等于只编了半部。他对地方志的重要资料应注明出处也曾多次发表过意见: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别人研究时怎么引用?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位年轻朋友也曾问过我,一位是当年杭州大学的青年讲师,如今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博导。他说:“顾老师,你们编的地方志,所引材料没有出处,我们写文章怎么引用呢?”另一位是我们社科院的年轻副研究员,同样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说实话,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编纂新方志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没意识,总以为我们材料来自各部门,是权威的。对这两个问题,陈先生虽在各种场合讲过,说实话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次他到美国、加拿大讲学,时间较长。一天,我接到他从美国寄来的信,谈了他在美国讲学的情况,谈到国外图书馆也注意中国新方志的收藏,老话重提也讲了方志需要编索引等问题。我觉得他讲得很好,遂将这封信在《浙江方志》上加了个“海外来鸿”的标题全文加以刊出。后来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不少市县的新编的方志这样做了。据我所知,方志编索引、注出处浙江可能在全国先行一步。这对方志推向学界、推向世界起了作用。饮水思源,陈先生在这中间实居头功,我以为这是他对方志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先生将地方志推向世界还表现在他的重要论文《中日两国地方志比较研究——中国慈溪市与日本广岛市的地方志修纂》,此文被誉为“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对浙江、中国的地方志推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陈先生有几位外国教授朋友,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施坚雅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长斯波义信教授等。他们研究浙江的湖泊河流,如萧山的湘湖,余杭的南湖、苕溪等,这两位洋教授到浙江来考察研究,陈先生常请当地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同志陪同他们考察研究,开阔修志人员的眼界。
    与此同时,先生还注意引回浙江流散在国外的地方志。他通过施坚雅教授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引回了清乾隆抄本《越中杂识》和康熙刊本《象山县志》,通过斯波义信教授引回了藏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的康熙《常山县志》抄本,使这些旧志回到故乡。他从日本引回的《越中杂识》就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的高度评价。
    陈桥驿先生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浙江新编地方志工作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我亲身经历过的有两件事至今不忘。80年代末,省方志办在某县(记不清了)开工作会议,邀请先生与会讲话。他讲话结束后,该用午膳,饭后他要赶回杭州,因为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要参加。但他话一讲完,一些同志就围着他问这问那,一时还没有散的迹象,我就上去“解围”说:“陈先生年事已高,让他休息会儿,等会儿他要赶回杭州去。”可老人家朝我看看说:“不要紧的,这些人中间有的是我学生,有的是新认识的修志朋友,大家难得见面。我乐于解答问题,机会难得,不然他们跑到杭州来更要浪费时间。”另一件事是他为各地培训修志人员也是尽心尽力。1988年桐乡启动修志,他应邀前去讲课,那次我也去了。我担任“闹头场”的角色。我讲了些什么,自己全然已经忘却,只记得讲到收集文献史料,强调要详加考订。我说,各地的历史人物,前人写过行状、墓志铭等等,我们编写人物传的时候,要结合其他材料细加鉴别,才能真实反映一个人一生,准确地记述一个历史人物。我举例说:“唐代‘文起八代之衰’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因为名气大,有很多人就请他为先人撰写墓志铭,由于人家送了很丰厚的润笔,韩愈有时不能免俗,写了一些过头的赞美话,正因为此,后世有人讥评韩愈撰的墓志铭为‘谀墓’。”我说,但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却是一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对柳宗元的生平事迹记述十分可信,而且作了正确的评价,对于诸如此类的文字记述,例如前志和家谱上的话,我们宜加以分析研究。我在讲的时候,听到坐在旁边的陈先生在轻声吟诵着什么,仔细一听,“……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我意识到,这是老先生在背诵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就轻轻地将话筒放在他的面前。陈先生忘情地一直背到:“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方始停下说,“顾先生打扰你的讲课了。”台下一百来名听课的学员,有的露出了钦羡的笑容,有的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这是此次培训班的一个小插曲,足见先生国学根底之深厚。在这次桐乡的修志人员培训班上,他讲的都是一些修志的常识,没有特别深奥的学问。让我感动的是一位大学名教授、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对一个县的修志人员讲方志的常识、基本知识,倾注了对方志事业多么深厚的感情!
    先生不仅对浙江,而且对全国的方志事业也很关注,他曾应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之邀,参加首届全国地方志的评奖活动,是少数的几位学界委员之一。他还应邀参加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畅述他对新方志的真知灼见。耄耋之年,地方志是他学术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陈先生对方志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曾讲过:在许多旧志上常有关于蝗神庙的记载,过去有人不重视,有的直接斥之为迷信,认为毫无价值。陈先生说,从前蝗虫为害,称为“蝗灾”,来时成群结队犹如黑压压的一股飓风,所到之处,百亩千亩庄稼顷刻而尽。他曾利用方志中的蝗神庙的记载作过研究,凡有蝗神庙的地方,多为历史上蝗灾严重之地,老百姓建庙,是希望神灵帮助他们灭蝗。他从各地方志中关于虫神庙、八蜡庙、刘将军庙、虫王庙的记载中勾出了一幅草图。有此类庙的地方,大多蝗虫灾害严重,民间认为刘将军驱蝗灵验建庙祭祀。从这幅草图中大致可以看出我国的蝗虫为害分布,可供灭蝗参考之用。他这位方志大用户不仅利用方志研究学问,而且别出心裁开发方志的潜在价值,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方志学家。
 
坦荡胸怀,关心学人
 
    在送桥驿老师远行的告别仪式上,我遇到了和陈老师同龄的九三老人叶老师。叶老师由他的儿子陪伴向陈先生作最后的告别。别人劝他这么大年纪就不要去了,但叶老师执意要去,这是有原因的。叶老师精通英语,擅长翻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另册。到1978年平反时已接近退休年龄,很难安排工作。这时陈先生伸出了援手,让他到地理系来,帮助做翻译工作。叶老师对陈先生的感谢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当时历史系的学生吕以春先生,也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帽子,落实政策后据说分配在教材课刻蜡纸。陈先生也将吕先生要到地理系,吕先生不会上地理系的课,陈先生就安排他搞科研工作。20世纪80年代浙江省开展地方志编纂,陈先生就介绍吕先生帮助市县修志办整理编纂有关县市的建置沿革,发挥他的专长。叶、吕二位的遭遇陈先生对我讲过。吕老师和我接触较多,曾听他多次谈到陈先生对他的关心。此事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但当时“左”的影响还是很大,陈先生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但他就这样做了,不由人不钦佩他的胆识。今年除夕之夜余杭区原方志办主任周如汉先生和我通电话,谈到陈先生的仙去十分惋惜。他说:“我编《余杭县志》的时候,陈先生倾注了很大的心力,《余杭县志》的地理篇是陈先生一字一句帮我们修改定稿的,我真是万分的感谢啊!我因脚痛,不能到杭州来和陈先生告别,内心十分不安。”我说:“你也80多了,平时走路要拄拐棍,你的心意到了,他老人家在天上也会朝着你微笑的。”
    前面说过,陈先生经常利用外出开会时间的晚上休息时间为各地学人的著作作序,人们常以有陈序在书而感到自豪。我知道请他作序的人多数是他的后辈和学生。他为浙江和外省不少地方志的著作作序则另有深意在。说实话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编修地方志,有不少人是半路出家,有的同志是从行政工作转过来的(这些志书的主编和市县办公室主任有不少是原县委、县政府的老办公室主任转岗来的)。陈先生为他们所编志书作序,实际是对他们的工作支持和肯定。先生长女可吟女士在致词中说的“你的笔还夹在稿纸中间”,我电话问过她是先生的哪部遗著。她回答说:“是绍兴同志写的一篇三江口的文章,父亲感到有些问题未说清,在帮助修改。”
    我是陈先生的后辈,他年长我十多岁,他是我的师长辈,我对他是十分敬重的,尤其是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后,与老先生的接触较多,受到的教益也多。陈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也多有肯定和帮助。他曾见到我的一篇关于浙江某地刻书考的文章,有次遇到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我读到了,版本目录学现在搞的人很少了,你有兴趣研究,这是很好的。”他有多部研究郦道元《水经注》的著作,是国内“郦学”的执牛耳者,他送给我的是自己点校的《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我细读先生此书的前言和大量的“案语”,犹如先生在对我讲版本目录学知识。
    陈桥骄先生晚年主要带研究生,曾多次要我担任当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每次有答辩任务,他总是亲自给我打电话,介绍学生的学习情况,他们学习上的优缺点,并要我在答辩时严格要求。有次电话中说,这次学生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唐诗的分布地域,我是中文系出身,要我当答辩委员的主席。他每次打电话来,我总是说:“陈先生你不必亲自劳神,叫你助手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他说:“那不行,你是帮助我培养学生,我请你来,当然要我打电话。”我曾和多次一起担任答辩委员的社科院历史所前所长陈学文先生私下议论过,这是陈先生在培养我们。对此我们是有共识的。
    杭州城不大,我居城之西南,陈先生住杭城之西北,路虽不十分远,但因老先生年事已高,不便过多地打扰他,往往托人问候的多。省志办的颜越虎先生就曾多次传话。一次他来我处说,等会儿要到陈先生那里去。我说,一定代我向陈先生问好请安。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案头的电话铃响了,传来颜先生的声音:“顾老师,你托我向陈先生问好,陈先生托我向你问好。现在我拨通了电话,你们二位直接对话吧!”我很高兴,电话那端的陈先生也很高兴,我问了他的起居健康情况,他说还可以,说我年纪也不小了,也要多保重!我仔细回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
    前些日子我曾和《浙江学刊》主编徐吉军先生说起,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陈先生,他也有此意。但不久却传来先生仙逝的噩耗,哲人其萎,伤痛不已。近时脑际时时浮现浙江大学为先生举办的90华诞庆祝会时他的音容笑貌,浮现出前不久香港凤凰台“我的中国心”专栏播放的对先生的专题片,先生你难道真的走了吗?
陈先生,您老人家一路走好!
 
    (作者顾志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来源:余杭方志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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