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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办学始未——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回顾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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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00周年的时候,缅怀孙中山先生为实现民主共和而培育英才,在北京创办中国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的情景犹如咫尺,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

  新中国建立之前,我曾在中国大学的附属中学就读,虽然未曾谋面于孙中山先生,但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了这所具有革命传统、致力于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是如何贯彻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培育英才、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同志应需努力的精神。在一本《纪念中国大学成立纪念会刊》第16期上我曾见到:辛亥革命硝烟尚未散尽,从成功和失败中孙中山先生深明了要贯彻革命主张谋求其实现真正的共和,非培育革命人才从根本上下功夫不可的决心。

  于是他同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担任理事长的宋教仁,武昌起义时与清军奋战汉阳的革命军战地司令黄兴共同商定:着眼根本、规划蓝图、创办学堂、培育革命骨干。当时宋教仁供职于北京临时政府的农林总长,孙中山委托宋教仁借助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具有良好的办学优越条件,联络组织教学经验丰富,拥护共和的知识份子在北京筹办国民大学(中国大学始期校名),志士们响应很热烈。

  宋教仁被推举为首任校长,向临时政府申到白银84500两为办学经费,租得前门内西墙根(后名为前内西顺城街,今名为前门西大街)的愿学堂并购得其西鄰房舍略加改建后成为中国大学的早期校舍,中山先生非常满意,只待来年招生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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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校门

  

  宋教仁先生思想先进,在临时政府中主张制定民主立宪和责任内阁反对独裁专政,而深遭袁世凯等人的切齿忌恨。谁料想,19133月宋教仁在江南各地游说进步主张后,20日晚从上海乘车北上回京欲参加国会和主持中国大学开学典礼,在车站遭到袁世凯的暗探刺杀72小时后身亡。孙中山闻噩怒不可遏,在寄希望培育革命英才的梦想即成现实的时刻遭受挫折,他当机立断,嘱彭永彝完成宋校长筹办开学的一切事宜。

  1913413日国民大学(不久更名为中国大学,)在北京正式开学,孙中山自任首席校董,黄兴被推举为第二任校长,校门外车水马龙,校园内人头攒动,祝贺国民大学开学的进步名流雅士接踵而至,隆重异常。国民大学初期机构设臵是:教务、总务、庶务和财会四大部。在教务部内有:大学部

(内有文、法、商三科),专科部(内有法、商二科),法制特别部和预备生源部(后更名附属中学)。校舍的使用是:东跨院依旧为愿学堂自用,西跨院为中国大学教办机构,进二道门的正北五间大房宇为教务部和教师用房,往西越过篮球场一溜儿的平房为预备生源部(附属中学)的教室,往东辟有单杠、双杠等健身器械场和图书馆,往北是礼堂兼大教室。其后院一排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皆为大专部的教室。

  19137月由于宋教仁遭袁世凯的刺杀,导致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起二次革命的讨袁战争,袁世凯则下令教育部封闭国民大学(中国大学原校名)收回办校白银。校董会和进步人士以“学校纯属教育事业不曾涉政据理抗争”,教育部也自知理屈学校才幸免封闭之灾,但办校白银余款被收后却引来社会名士的大力资助,自此中国大学由官办改为私办学校到后来似乎成为国民党的党办学校。

  中国大学从创办到发展倾注了孙中山先生大量精力心血和希望,也赢得了众多政界要人的的关注和重视,从学校的历届校董、校长的名单中就能看出中国大学在当时非同一般,孙中山、蒋介石、 张学良、孔祥煕、孙科等都先后在中国大学担任过名誉校董或校董,而政府中的军政要员宋教仁、黄兴、王印川和后来的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的王正廷、北平特别市的市长何其巩等又都先后任职中国大学校长,像这样以国家名称命名的中国大学又由众多政府高官操持的学校,在当时世界诸国中也极其少见,这都赖于孙中山先生的政见威望和谋求共和的主张深得民心才使得中国大学处到这种非同寻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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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四”游行队伍中的中国大学

  

  中国大学师资雄厚,教师思想敏睿,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都曾在中大任教,学校也自始至终注意培养学生的新思想 、新文化,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中国大学一直走在运动的最前列,1919年伟大的5.4学生爱国运动中,中国大学师生和兄弟学校一样群情激昂反对《巴黎和约》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而示威游行,不畏强暴与北洋政府据理斗争,手无寸铁的学生残遭军警皮鞭棍棒抽打,一些学生还遭军警、追捕、关押而失去人身自由。时任中国大学校长的姚憾和其他六所大学(北大、北师大、清华……)的校长们以“领回学生,严加管束”为由联名保释,待中大被关押学生保释出来回到学校代替“严加管束”的是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扶助下提出: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主张,中国大学校园内也在这一年公开了北京最早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北平西城党支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校园内迅猛传播,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月刊创办人李达教授、有红色教授之称的著名教育家杨秀峰、法学政治学家张友渔、《时事新报》总编辑蓝公武和吴承仕等一批进步教授,在中国大学公开向学生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资本论》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中华民族危难,从密秘走向公开宣传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指出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校园内出版有《文史月刊》、《盍日》半月谈等也向广大师生和社会青年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召唤和中国大学办校方针的影响下,引来众多追求进步学生报考中国大学,年少者则报考预备生源部就读,至此,中国大学的大专部和预备生源部人满为患,校舍的狭窄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4年正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孙中山先生悉知学校发展状况受阻十分关切,19251月抱病到北京后即刻指示校长王正廷不能阻碍学校发展,要扩展学校办学规模。经校董会商议由王正廷出面于19256月出资15.5万两白银替郑亲王府还清债务算买下西单牌楼之北的口袋胡同(现名为大木仓北一巷)的郑亲王府全部房宇近1000间,土地80余亩为中国大学的新校舍,同年9月大学、专科部搬进郑亲王府新校址,并扩展增加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多学科;预备生源部改名为中大附中留在前内西墙根的原址并接收了大专部腾出的房舍,实现了中山先生扩展办学规模的意愿。

  郑亲王府是清代开国元勋八大铁帽子王齐尔哈朗的封邸,院宇宽敞,分东、西、中三大部分,主要殿宇在其东部。

  中国大学进入后把前殿和东、西配殿及后罩楼均辟为教学机构和教室,还增建了理化大楼、生物大楼,把面扩七大间的正房殿宇辟为逸仙堂,做为中国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全体师、生、员、工对孙中山先生(19253月孙先生在北京病逝)创办中国大学呕心沥血付之辛勤辞劳的永久怀念,“逸仙堂”三个大字当年为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所题,时隔近百年后逸仙堂依然红柱挺直,缘瓦覆盖保持着原先的风貌(现今为国家教育系统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使用)。为给青年学子们一块健身强体场所,校方把原郑亲王府内取名“惠园”的花园移山、填池、挪亭榭辟做操场(现今二龙路中学仍在使用部份操场),而陶然亭公园、东单公园内有的亭榭也是后来从郑亲王府的“惠园”挪至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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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在国家教委院的逸仙堂

  

  19319.18事变暴发日本帝国侵占我东北三省,中国大学许多学生在“驱除鞑虏”精神的感召下投笔从戎,奔赴东北抗日最前线武装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联军的最高卓越领导人之一的李兆麟将军就是从中国大学走出去的爱国学子。

  中国大学在1932年发生的刘长春参奥风波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当年时任校长王正廷身兼中华体育协会的主席董事,又是国际奥委会的终身委员,在第10届奥运会即将在洛山矶召开之前,日本侵略者策划我东北籍运动员刘长春代表伪满州国欲出赛奥运会,此举遭到全中国爱国志士的反对,在中国大学校园内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游行集会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操纵伪满州国派代表参奥,“还我民族尊严!” “要求王校长表示作为!”等口号连天,王正廷校长不负学生众望,利用在国际奥委会的身职四处联络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鬼伎俩,并在很短时间内为刘长春代表中国办完备诸多参奥手续,而中国大学的名誉校董,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则出资承揽了刘长春参奥经费,使中国运动员第一次亮像国际奥运大会上。参奥风波也促进了中大校园强身建国的体育活动,以学科、年级组成的体操队、蓝球队、田径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王正廷校长的安排下,中国大学的蓝球队还走出国门去欧洲数国交流比赛,扭转西洋人歪曲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形象。直至北京解放前夕,中大的蓝球队在京都依然和“木乃伊”、“未名”等著名球队并驾显赫。

  为提高学校气势形象和师生出入校门敞亮方便,1933年春出资在大木仓胡同辟出一面扩三间坐北朝南具有民族风格的校门,传统雅致、古色古香,至今大门前的铸铁门灯还是当年辟建新校门时所铸。

  1935129日,爱国学生在“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愤怒声中,中国大学师生不顾军警封堵校门阻挡师生上街示威游行,双方对峙严重,此时学生领袖董毓华、白乙化智斗军警,声东击西让部份同学涌至校门欲往外冲,掩护大批师生从后院翻墙出校与北师大(校址在和平门外)的游行队伍汇合起来是最早到达新华门向当局示威的学校。在冰天雪地的严冬季节,游行队伍遭到军警棍棒、皮鞭和水龙头冲击,冷水击身寒风刺骨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共产党白乙化见此情景心急如梵率先站出来抢夺水龙头,最后他挺起胸膛像一垛墙一般挡住射向同学的击水,让击水反馈回射到军警的脸上、身上,逼迫军警步步后退。此情景被绘成图画,建国后曾出现在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上。

  逸仙堂的血衣展览轰动了北京城。12.9爱国学生在游行中遭军警毒打鲜血流在件件棉衣、围巾和帽子上,触目惊心,董毓华都收拢起来,白乙化又从外校收集来更多的血衣同在中国大学的逸仙堂举办“爱国学生遭军警毒打血衣展览”向社会控诉军警及当局的丑恶嘴脸,唤起民众抗日激情,观展的人群胸内怒火中烧。此后,共产党员董毓华带头走出学校到京东“反对华北自治区”的最前线,发动群众组织了著名的冀东农民抗日暴动建立起抗日武装,董毓华(别名王仲华)被命为冀东抗日联合军司令员兼政委转战东西抗日卫国(1938年因疾劳而病逝)。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白乙化,人送绰号“小白龙”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带领部分中国大学的同学赴河套地区组织抗日救国先锋队,然后杀回京西一带游击日寇、端掉雁翅伪军炮楼、奇袭芦沟桥日本鬼子、沿河城击毙日本军官奥村,后编入到八路军冀热察军区,白乙化任副司令员兼挺进十团团长,随后又转战京北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怀(柔)抗日根据地,参与百团大战在平、古(古北口)铁路线上打击日寇连战连捷。挺进十团的团、营、连干部大都具有大、专文化水平,而且绝大部份又来自中国大学校园,这是我军当时少有的高学历的武装作战团队,领会作战意图快,战术运用奇巧,常以少胜多,转战南北出奇制胜(白乙化副司令1941年在战争中壮烈牺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显立战功,在新中国庆祝建国60周年的大阅兵中,挺进十团的传承官兵们在钢铁洪流的队伍中,驾驶着新式导弹战车接受了人民的检阅。中国大学在36年的里程中培养出学生20000多名遍及祖国各地及海外,师生中人才辈出:新中国开国大典盛会的组织指挥者之一华北军区的宣传部长张致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办公厅主任齐燕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教育部长杨秀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机械工业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中国政法学会会长、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以及贯彻总设计师邓小平改革开放意图最坚决、解放思想的开路先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等多路多行业英杰中均有中国大学这所教学集体中涌出来的栋梁英才,实现了孙中山先生为共和培育骨干的初衷。但解放前夕在三大战役决战之时中电三厂拍的电影《13号凶宅》(内容讲中大校园内郑亲王府闹

鬼)满城诽嚷影响招生及办学经费的匮泛而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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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左一)在伟人蜡像馆与中山先生合影

 

  解放后政府对北京高校进行了系统调正,19493月为让中国大学走向新生把一些系、科并入到华北革命大学内,不久又随革大并入到北大、人大、清华,另一些系、科则直接并入到北师大。在大木仓胡同的中国大学校址由教育部使用,现建起了国家教育机构最高的办公大楼。其附属中学更名新生、新英中学不久又按规序排为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自此中国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在北京校园名列中消失了。但孙中山先生着眼于根本的办教育规划蓝图则更广泛、更深入的在北京众多大、中学校内扎根萌芽、花开满园、硕果丰登!

来源: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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