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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报国 “三钱”绝响
点击次数: 作者: 叶铁桥 张晴

  

    钱伟长 钱学森 钱三强

    新华社发

    7月30日6时20分,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三钱”中的最后一位——钱伟长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惊悉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我万分悲恸!”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在博客中写道,“我原本以为,钱先生能活过百岁……准备跟他的朋友和学生一起,共庆他的百岁华诞,如今,这一切成了泡影!”

    在我国影响巨大的“三钱”中的其他两位——钱三强,1992年因病去世,终年79岁;2009年10月31日,我国科技工作者群体的旗帜钱学森,也在年近98岁时驾鹤西去。

    “三钱”这一称谓来源于周恩来总理。1954年到1956年,钱三强、钱学森和钱伟长参与制定国家自然科学12年规划工作,该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说:“在规划接近完成时,周总理公开赞誉我和钱学森、钱三强为‘三钱’。”

    从此,“三钱”的名号不胫而走,几乎家喻户晓。据说,在广东农村春节的一次灯谜晚会上,主持者用几个数字作为谜面,谜底是“钱三强”和“三钱”,竟然被一位识字的农民猜中。

    “三钱”是科学界的璀璨星斗,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钱三强在法国时就因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钱学森自不待言。著名力学家,86岁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哲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47年,钱学森来清华讲课。有一天,郑哲敏去钱伟长家,一看钱学森在,就跑回来了,说“人家家里有大人物在,我觉得不好意思”。

    郑哲敏院士后来成了钱学森的博士生,而此前,他曾在清华大学担任钱伟长的助教,钱伟长是他“搞力学的启蒙老师”。

    郑哲敏院士说:“钱伟长有一个很普遍的理论,分层次描述壳体变形的阶段,这个领域的人都知道,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国际上,以钱伟长名字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等。

    作为我国科学界的巨擘,科研成就只是“三钱”留下的众多遗产中的一部分。如戴世强教授在博客中就说,钱伟长老校长“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传奇般的人生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

    的确,除了学术成就,赤诚的家国情怀更是他们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

    “三钱”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是五代吴越王钱镠的后裔。自钱王开始,钱家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到了现当代,更是人才辈出。钱三强的父亲是著名学者钱玄同,而国学大师钱穆则是钱伟长的四叔。钱伟长的老家在江苏无锡七房桥,这个地方的钱门就出了6位院士。

    国际公认的力学、应用数学权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林家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钱家在江浙一带是学术世家,所以他们对学术的看法也是一个高级的看法,不是一个抠着小题目做的态度,家学传承上有优势。

    家学传承中,精髓是家国情怀。钱伟长考清华时,语文、历史都是满分,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总共才得了25分。然而,考上清华后,为了报国,文史根底很强的钱伟长却要转学物理。

    他在《八十自述》中写到,进清华后,第三天就看见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的报道,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决心‘弃文学理’,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林家翘证实了这样一件事。从清华毕业后,钱伟长、林家翘等人一起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由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上船后,他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章,在横滨停船3天期间,他们可以上岸游览参观。但他们一致决定,不能接受敌国的签章,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

    这种家国情怀,在他们完全能够立足于西方学术界并享有优厚待遇,却毅然选择回国效力时体现得最充分。

    钱学森的回国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美国海军部次长那句“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成了对钱学森历史地位既“戏剧”又经典的评论。

    钱三强更具浪漫色彩。1945年春,32岁的钱三强向何泽慧发出了平生第一封示爱信,据说只有25个外文单词:“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如能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结果很快收到回信,也是25个单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之后一同回国。”据说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的德国不准信件封口,限25个单词。

    “三钱”回国后,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或多或少都遭遇了惊涛骇浪的冲击。钱伟长,更是在那个时代成了著名的大右派。

    郑哲敏院士说,钱伟长在那个年代虽然和一些人意见不合,仍然“公开讲他的想法,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钱伟长主张清华应该理工结合,和当时的院系调整政策反着来,有些人不能接受,还批评他对科学问题的意见是“反党科学纲领”,钱伟长也因此被打成右派。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他老被批,每周一次,他顶得也很厉害,我们都想劝劝他别顶牛了,他不听”。

    1982年,钱伟长成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马上提出要拆掉学校的4堵墙,其中一堵是校内各学科之间的墙。钱伟长依然认为,要办好工科,必须有坚实的理科做基础。而这一点,在今天已成为共识。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发出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更像是对一个时代的拷问。

    钱伟长过世后,有评论说,“三钱”已成为我们抬头仰望着的星空中的璀璨星斗,“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着大师们的足迹继续奋斗”。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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