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页|网站地图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人物
     
 
 
     
 
网站信息查询
 
 
 
学校资料报送 年鉴资料报送
修志材料报送 丛刊约稿
辜鸿铭:语不惊人死不休
点击次数: 作者:

 

<v:imagedata   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籍籍之名,则是由于他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令中国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对玩弄以诡辩与谬论“震惊白种或黄种庸人”的游戏乐此不疲,欧洲人能够欣赏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而中国人则全然不懂得该如何欣赏其中的妙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过于内敛,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从来就不肯容纳异端和叛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视之为天才,中国人则视之为怪物的根本原因吧。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他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泄泄沓沓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肯假贷,不留情面。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太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1911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氏麾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撇开这副对子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当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之际,称它为“傲霜枝”,虽有点滑稽。但还不算是比拟失伦。

   诙谐的人很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就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绰起一根粗木棍,指着那位留学生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想想看,他这话往报纸上一登,还能不炸锅?还能不招致各路强梁的忌恨?

   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可见他对蔡元培颇为尊重。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很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选择这个时候跟他抬杠。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足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又有谁比北大的学生更合适做他的听众?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辜鸿铭在课堂上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又说,现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站不住脚,譬如“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还改个什么劲?莫非要改“良”为“娼”?有一次,他向学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中国社会大乱,时局不宁,主要原凶是没有君主。他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以证明此言不虚: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说到王法,还有一个笑话,辜鸿铭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题材调侃他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厉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蹶阔:“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萃萃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尽管辜鸿铭与其日本夫人和中国夫人相处得都很和睦,在家里也不像普遍的中国男人那样喜欢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但他脑子里并没有女权的影子,他对女性的轻视往往出之以诙谐。譬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他曾将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对方立刻加以驳斥;“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们甚为得意,以为这样子就可轻易驳倒辜鸿铭,使他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她们太低估自己的对手了。辜鸿铭果然祭出他的撒手锏,这也是他被人传播得最广的一个幽默:“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与此说相类同。他还在北京大饭店的宴会上戏弄过一位英籍贵妇。那位贵妇跟他搭讪:“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置妾,照理来说,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摇其尖尖的脑袋瓜,连声否定:“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不通,对事有悖,于法不容!”那位英籍贵妇正要提出质询,辜氏又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据实相告:“用汽车。”辜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四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贵妇顿时败下阵来,面红耳赤,嗒然若丧。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这也许算得上是一针见血之言。辜鸿铭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也就决不会穿帮。有人骂他为“腐儒”,有人赞他为“醇儒”,其实都不对,他只是一位天生反骨的叛逆者。

(摘自《新文化与真文人》)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中心

.
 
版权所有: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夕照寺街东玖大厦B座8层 邮政编码:100061 交通路线图
北京九州正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制作并维护